超生副教授上网"要饭"
存款被冻结、教职被解除，超生副教授杨支柱陷入绝境，他上网“要饭”，让社会抚养费再度引发关注
记者 戴蕾蕾 尹 丽
2月13日，备受争议的超生教授杨支柱发了一条名为“杨支柱要饭啦”的微博，向社会公开募捐。
很快，该条微博被大量转发。
此前，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(下称青政)法律系有着近十年教龄的他，因为超生被学校解聘。他拒绝缴纳24万元超生罚款，并将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告上法庭，两轮诉讼下来，杨支柱败诉，法院强制执行罚款。
“去年12月8日海淀法院盖章的‘社会抚养费’执行通知书2月8日送到我家了。24.06万，加上罚息和执行费用估计少说得27万，因我妻子陈虹35万元的账户被冻结，交不交已经由不得我了。生计确实很快将陷入困境。”杨支柱博文如此写到。
募捐养孩子
虽然标题是“杨支柱要饭啦”，但看博文内容，他并非真正的要饭，而是“借钱”。“每份100元，多了不要，少了不要。将来用我自己写的或编的定价100元左右的书还。”
博文的最后，杨支柱附上了自己的银行账号和电子邮箱。并称，自己不会公开捐助人的姓名、捐助金额和捐款具体用途。
“我没到没饭吃的程度，我也可以去另找工作，因为冻结存款后计生委没有理由再去扣工资了。我只是想把精力投入到批判计划生育的事业，才募捐给自己发工资。在校学生和家庭困难的网友绝勿捐款，非亲非故的有钱也请只捐1份。我需要的是支持，不是同情。”杨支柱说。
早在他因为生二胎被罚款24万元时，曾有朋友劝他向社会募捐交罚款，可他一直拒绝。现在，他改变了主意，终于肯公开募捐，但他声明，这是为了抚养孩子，而不是为了交罚款。
早先，杨支柱起诉北京海淀区计生委的官司输了，而且海淀法院盖章的“社会抚养费”执行通知书已经送到了他手中。
他妻子35万元的存款账户被强制冻结。海淀法院和计生委于本月8日给他们送来了账户冻结的执行裁定书。
“有一段我在微博叫‘2黑杨支柱’，养黑孩(二姑娘没户口)，打黑工。现在我要变成‘3黑杨支柱’了。我太太说交黑钱买户口是耻辱，拒绝法官许诺的给孩子上户口。目前的情况下学校不可能给我平反，我也不可能承认自己‘改正了错误’，因此恢复工作无望。但愿我将来不会变成‘4黑杨支柱’。”杨支柱说。
自从因超生被学院解聘，杨支柱就断了主要的收入来源。虽然能够靠写稿赚些钱，但“目前的稿费收入大概只够应付一半家庭开支，需要老本补贴，更需要老本应急，所以生计很快陷入困境。”于是，他就想出这个“要饭”的方法。
因为妻子现在并未工作，杨支柱被解聘后，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以前的积蓄和杨支柱不多的收入。而他目前的收入，主要是为一些报刊写评论专栏，但也不太稳定，“很多地方都没谱，第一是发不发没谱，第二是发了什么时候给钱没谱”。他已经懒得去看工资卡了，“反正从去年11月份开始，应发600多元，实发几十元。"
发完博文后，他又将文章转到微博。截至2月19日23时，捐款总额已略超8万元。
注定失败的官司
从2009年12月21日，二女儿若楠降生那天起，青政副教授杨支柱就开始成为公众人物。因为超生，学院作出决定，以违反计划生育的原因给予他留校察看处分，并责成缴纳240642元的社会抚养费。杨拒绝上交，2010年4月9日，他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。
但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。2010年9月2日，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出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，指控他们“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”，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，向其征收“社会抚养费”240642元。
24万元，对于一个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学教授来说，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额负担。
2010年年底，他决定起诉海淀区计生委。他的理由是：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里规定的是“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”，并不是“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”，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“违法生育”这个词；如此高额的“社会抚养费”，显然有失公平。
在《诉海淀计生委行政起诉状》中，杨表达了自己的怀疑：海淀区计生委之所以对他开出高达24万元的罚单，正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批判计划生育实践中的野蛮“执法”，而对自己进行“打击报复”。
“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，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？”这位曾撰文力挺重庆“最牛钉子户”
的学者，如此发问。
这起官司由曾是他同事的律师免费代理。“主要是技术上来切入，比如说行政处罚程序上合不合法，处罚数额上合不合理，并没有想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的合法性。”
他的律师认为，杨支柱被学校解聘后只发给他600多元工资，扣除有关规定项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，其妻子在家全职带孩子无收入，被上诉人海淀区计生委，按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，向杨支柱夫妇征收240642元社会抚养费，显然违反国务院《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》第三条第二款“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”征收的规定。
2011年1月，海淀法院判杨支柱败诉，理由是海淀区计生委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，认定事实清楚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征收额度也无不当。5个月后，一中院终审维持原判。
对于这个结果，杨支柱告诉记者，不接受也没有办法，程序上是合法的，“但是判决的法律依据有问题”。
其实，杨支柱没有指望通过这起官司改变什么，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官司。
“卖身”交罚款
在2010年，杨支柱也曾有一次同样引得广泛关注的行动。2010年10月的一个周日，杨支柱“行为艺术”了一把，地点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过街天桥。
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杨支柱精心考虑的：既不会引发交通堵塞，也有足够大的人流量，在警察来阻挠之前，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“撤退”。
倚在天桥栏杆上的杨支柱，身前擎着一张巨大的绿纸，上书“卖身交罚款”几个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罚的经历：“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，我希望多卖40万元补偿她们，一口价64万元。谁买我，我就给谁当奴隶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很快，网上就出现了他“卖身交罚款”的照片。杨支柱看后，索性把朋友拍摄的全程视频也放到了网上。
“身”没卖成，却再次在社会引发了对其二胎事件的又一轮关注。
杨支柱说：“社会抚养费这块，处理结果比我这个更荒谬的比比皆是。”
根据他的调查，目前各地社会抚养费的收取十分混乱，收法复杂，弹性极大。“比如北京，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，最高可以收20倍，三胎收取的标准是6至40倍。”
按照国务院《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》，在出生行为发生地、经常居住地、户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儿发现地，都可以征收这个抚养费。尽管管理办法规定：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，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，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释：“有的省市以夫妻为一个单位收，有的是夫妻两头分别征收……不同省市加起来有上千种可能性。这样一个东西，那你说他收了多少钱，除非你每笔钱都记账，否则你没法估算。”
据杨支柱说，这次行为艺术过后，北京有关部门的人到他家里好多次，苦口婆心地“教育”他，一位负责人甚至还特地请他吃了顿饭，一起喝了两瓶牛栏山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别再上街。
如果不是因为“二胎”，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：写论文、当教授、出席各种学术活动。在外界看来，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。但谈起这些，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。“那些学术论文有什么好写的，又没人看。以前我也不搞学术。”
对杨支柱夫妇来说，孩子的未来，是个敏感话题。
虽然经历第六次人口普查，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。“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，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的。”杨支柱说。
杨支柱也明白，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，以后孩子要上学，找工作，甚至租房子，都要身份证。
但他对记者说：“孩子还小，我会等到上户口那天。”
“我很正常”
杨支柱并非国内首位超生的老师，但由于他教授民法，又并不愿意“管好自己的嘴”，才一下子让自己的家事走入了公众视野，引得舆论的不断聚焦。
与杨相熟的学者丁东断言说，“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说是杨支柱策划已久的”。他认为，无论是在怀孕前、怀孕中还是生孩子后，杨支柱夫妇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推动人口政策调整。
丁判断的理由是，作为学者的杨支柱，以前关注的领域大多是民主、法治、人权等问题。杨支柱还曾创办过问题与主义、学而思网站，“孙志刚事件”发生时，他是取消收容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。“但是三四年前他开始收缩战线了，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计生政策上来了，不但在网上写文章发表意见，而且还想通过自己的个案来推动人口政策的调整。”
2010年4月12日，中青政窦英才等五名教师就杨支柱生二胎受处分一事上书校领导，支持杨支柱“以言论和行动推进公共政策的改变”，并建议取消对他的处分。从而“为国家的人口政策更加合理、更加科学作出独特的贡献”。
不过，质疑、批判的声音也不少。
有人在他博客上留言，表示如果对法律表示不满，应该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，而并非“以身试法”，更何况他还是法律系的副教授；也有学生对他受到的处分表示理解，“谁让他犯法了呢？”
在记者替旁观者抛出上述言论后，杨支柱说，作为一名法学老师，自己一直尊崇“法的精神”，而不会去理会与之相悖的规定。“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很正常”，他如是说，并几次把与他深有同感又不愿站出来说话的人比喻为“老鼠”。
杨支柱告诉记者，其实他从小就很爱说话，并且经常在大人说话时插嘴，发表一翻锐评，为此挨了父亲不少骂。不过，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其他人眼中的坏习惯，并且屡教不改。
尽管成绩优秀，自己的父亲又是小学校长，但小杨支柱也没能和一些老师搞好关系，不时惹她们生气。不过，他和大多数同学的关系还比较好，可同时，又会常常和一些霸道、强悍的孩子发生冲突，“生产队长的两个儿子就各把我痛打了一顿”。
对于发微博要饭一事，杨支柱说妻子其实是不支持的，原因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处境会更加尴尬，“也担心我以后不去挣钱，靠施舍过日子。”
“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”杨支柱说。
与丈夫稍有不同的是，妻子陈虹最希望在若楠6岁的时候，不再是个带着“特殊标志”的孩子，能和其他孩子一样，以普通中国人的身份进入学校。“希望那时候这场由她而起的争论，都成为历史的尘埃，消散在光阴的隧道里。”她在博客里这样写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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